●处理“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问题，最关键的是施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用处，削减政府对微观的干涉。供应侧构造性改革，就是要处理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不能够资源错配。
●在研究“供应侧构造性改革”时，简单疏忽掉“在过度扩展总需求的同时”这一条件。抓住“供应侧”的关键点，毫不是“需求侧”就不作为，而是相同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国要完成整体小康。要完成小康必须完成两个“翻一番”，即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收入也要翻一番，倒推下来这几年的年均增长要达到6.5%以上。这个6.5%就是中国经济的底。
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姚景源日前在加入该行主办的媒体见面会，接纳《经济参考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如今中国经济面对“四降一升”等困难和挑战，经济运转中仍存在较大下行压力，然而只需坚持在过度扩展总需求的同时全力推供应侧构造性改革，中国经济完万能够完成今年预定增长目的。
经济新常态特色是“三化”
姚景源指出，自1978年起的38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9.8%，增速名列世界前茅。长久的高速增长，成绩了目前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但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速回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为6.9%，创1990年以来新低；2016年上半年GDP初步核算同比增长6.7%，增速进一步下滑。
姚景源以为，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稀释起来就是“三化”，即速度变化、构造优化和动力转化。
第一是速度变化。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中国经济已经难以延续过去改革开放以来GDP年化9.8%的增速，主要缘由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正在降低，和老龄化社会降临致令人口红利消失。一方面是年轻人出生数目在逐年降低，80后出生人口是2.28亿，90后降为1.74亿，00后是1.26亿；另外一方面中国社会已经悄然进入老龄化，如今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有两条，一条是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10%，另外一条是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7%。如今中国已经都满足这两条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几万美元才老龄化，而我国人均GDP8000美元就已“未富先老”了。
第二是构造优化。经济构造陆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中国不管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或是第三产业都有技术升级与业务形式创新的需求，好比中国需提升农业机械制作实力，提升农业生产效应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低的问题，提升人均产量以替换进口；第二产业则需求从中低端制作向中高端研发变革；第三产业应发展金融、财富管理、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说到根本还是构造问题。新常态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产业构造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现代服务业将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
第三是动力转换。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过去我们更多依附大批物质资源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支持经济增长，这不可连续，并且这也形成资源与环境的不堪重负。因为我们集约增长、高能耗、高物耗，最后的结果就是诸如雾霾的出现。所以，我们往后要靠创新驱动。在这个阶段，创新驱动的用处能够较快提升，对经济增速的稳中求进也起着庞大的用处。
如今经济主要问题是四降一升
姚景源以为，如今，我国经济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为“四降一升”。
所谓“四降”，第一，经济增速降低。2015年我国GDP增速6.9%，2014年是7.3%，2013年是7.7%。把这些数字连起来看，就是一条经济增速下行的曲线。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缘由是工业增速降低。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只有6.1%，有关于前些年两位数的增幅显著回落，缘由是产业构造产生了变化。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缘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包含工业投资、房地产等，2015年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只有1%。恰是因为经济增速降低，带来工业品价钱降低、实体企业盈利降低和财务收入增幅降低这“三降”。“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主如果实体经济在往降低，目前讲中国经济困难应当是实体经济困难。在相当水平上能够说是金融之水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目前融资难、贷款贵的问题没有获得处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复苏支持力度不够，这是实体经济降低的重要缘由，而工业降低致使了全部经济降低。”
第二，PPI（工业品出厂价钱指数）降低。PPI连续53个月负增长。关于这一点如今有不一样看法，一种看法是要避免通货扩张，然而我以为，更多的要考虑通货压缩问题，即物价连续降低。鄙谚说，买涨不买跌。在通货压缩情形下，物价连续下行状态会致使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用费，进而致使全部经济的萎缩。
第三，企业利润降低。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低2.3%。并且，越是上游企业降低幅度越大。
第四，财务收入增幅降低。2015年全国财务收入增速同口径增长仅5.8%，是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务收入最低增速。财务收入增幅回落，但财务支出是刚性的，所以这类情况也会给财务政策施展用处的空间和环境带来必定束缚。
所谓“一升”，是潜在的经济风险上升。如2015年资本市场出现大幅动摇，从3000点升到5000点，又忽然回落。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部分银行出现不良资产，呆死坏账率有所上升。然则，“四降一升”等突出抵触和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缘由，是构造性问题。而构造性问题必须要用改革的方法来处理，即实行供应侧构造性改革。
不能够靠加杠杆去库存
杠杆率（负债率）太高被以为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风险，今年供应侧改革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去杠杆，姚景源表示，负债是由三个方面组成，一个是企业负债（非银行业企业），一个是政府负债，还一个是个人负债。
中国的个人负债过去是很低的，有了房地产才有了按揭，这样才有个人负债。整体来讲，包含中国住房按揭，个人负债率拿到国际上比较也是相当低。并且个人欠银行的钱，信誉是最好的，基本上没有不还的，所以不会致使一些大的问题。
第二是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分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块，其中中央政府负债没问题，目前即便赤字率达到3%，依然低于国际标准线，低于美国、日本、欧洲。然而地方政府债务确实是个问题。一是增长速度太快，地方政府的债务差不多三年翻一番，依照这个速度下去，明显风险很大。二是有些地方政府借钱搞了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无效工程，风险很大。尽管地方政府债务有风险，但总量风险不大，我们目前已经开始采用办法，风险也获得了有用的遏制。
目前问题最大的是企业负债。企业负债户如果欠银行的。我国的银行有个特色，主如果国有银行，假如说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就会出问题，银行是国有的，接着就是财务要出问题，假如这样的话就会演化为全局性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去杠杆还是要着重地来管住这类债务率。或许讲从根本上讲，从大的局势要让金融稳固，不能够让债务风险出现。怎样办呢，今年特别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坚持资本市场的基本稳固，坚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固这是去杠杆的一个重要内容。
姚景源其实不赞成一些人提出的通过加杠杠的方法处理房地产的去库存，他以为，处理“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问题，最关键的是施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用处，削减政府对微观的干涉。供应侧构造性改革，就是要处理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不能够资源错配。而政府不适当的干涉也许致使资源错配，会致使反复建设、自觉建设，致使产能多余；目前许多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干涉是有必定关系的。
过度扩展总需求与推动供应侧构造性改革
跟随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陆续增大，中国经济底部究竟在哪里？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怀的问题。对此，姚景源表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国完成整体小康。“什么是整体小康？就是有一系列指标系统叫整体小康，最重如果两个翻一番，一个是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另外一个是人均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假如采用倒推的方法，2020年比2010年两个翻一番，2019、2018、2017、2016，平均增长速度不能够低于6.5%，低于6.5%没办法完成整体小康社会目的，所以6.5%是个底。”而要完成这个目的，首先还是要过度扩展总需求。我们在研究“供应侧构造性改革”时，简单疏忽掉“在过度扩展总需求的同时”这一条件。抓住“供应侧”的关键点，毫不是“需求侧”就不作为，而是相同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我们还要加大力度推动。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应充足应用公私合营、特许经营等改革方法，要在这些投资方法上摸索出一条新路。
全力推供应侧构造性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留意增长和调构造密切联合起来。假如增长不能够稳固，经济持续下滑，就会出现赋闲等影响社会协调稳固的情形，不只构造调整不下去，供应侧改革也展开不下去。在现有的情形下，中国经济今年完成6.5%以上的增长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