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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中国伴随着“郡县制”政治体制的建立，县域经济也随之而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与地方发展、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基础支撑地位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因而才有“郡县治，天下安”之说。特别是进入全球化产业高度发展、信息无所不在的今天，纵然国际化战略不断融合、国家宏观区域战略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提升，但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中的“小经济”，其地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愈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县域“小经济”地位不降反升，从国家层面的重大规划和部署中就可见一斑。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之后，从“十一五”规划的“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到“十二五”规划的“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再到“十三五”规划的“培育发展充满活力、特色化、专业化的县域经济，提升承接城市功能转移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能力”，县域经济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并呈现出与城市经济融合发展之势。
县域经济理论上的重要性，同样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机构发布的“2016年县域经济100强”榜单中，浙江、山东、江苏分别有26席、22席、17席，合计占据全国百强县的65％。从全国大区域来看，百强县的分布呈现区域间严重不平衡的特点。一个东部地区就占去了县域经济百强县的74％，而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之和仅占26％。11个未入围县域经济百强榜的省份，几乎都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这些数据基本上反映出了“县域经济强则地区强”的这样一个事实。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更是把“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层次”写进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把其列为奋斗目标首项里的次条，位置仅次于提升全省“综合经济实力”，确立了“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层次”作为脱贫致富、兴陇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地位。毫无疑问，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层次，已成为当前全省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层次，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密不可分，核心是以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为导向，以“决策权力下放、管理重心下移”为原则，在赋予县级区域发展上更大自主权和决策权、提高基层政府管理水平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辐射范围广、发展潜力大的特色产业集群，尽快构建起符合县域特色优势的更加完善的现代县域经济发展产业体系。
毋庸置疑，壮大县域经济发展，既有成功的典型范例，也有可复制的先进模式。但不同地区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科学发展。前不久，在一次有关经济报道研讨会上，笔者就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请教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求教授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发展县域经济既要有做大做强的目标，但更要注重在“做小、做优、做精、做久”上下功夫，现在一些地方“好高骛远”“小马拉大车”，一味追求“高大上”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从效果上看是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脱离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巧诈不如拙诚。”其实在GDP“政绩观”的指挥棒下，县域“小经济”常因统计报表上难以得到充分体现，而无法入一些官员的“法眼”。因而，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层次，不论是在观念认识上，还是规划设计上，都要有转变、有突破，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践行，能大则大，宜小则小，一丝不苟地落实好新发展理念，绝不能盲目贪大求快，为大而大，为新而新，结果是当地经济发展“一地鸡毛”。
建立县域经济产业体系特别关键的是，一定要把当地的传统产业、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文特色等，与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在充分认识了解自身特点与学习借鉴别人经验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特殊资源做优，把优势继而做精成为品牌，在做精的基础上把品牌做久，最终在县域“小经济”里做出大文章、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