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以“中国：改革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为主题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下午的分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进行了主题演讲，他表示，中等收入阶层基础发生变化是中产阶级焦虑问题的重要原因。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就业质量、促进社会流动性，可以缓解中产阶级焦虑。
以下是演讲实录：
今天我们讲中产阶级焦虑，这是个进步，因为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甚至08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花这么长时间讨论中产阶级焦虑，说明我们进步了。
当然焦虑也是中产阶层成长中的烦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琳娜》当中说到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有的人为了子女、为了工作、为了住房等等问题焦虑，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等收入阶层基础发生变化，或者说基础夯实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中等收入阶层形成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从2012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跌入中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意味着人们可支配收入下降。高速增长阶段所置的房产需要还贷，高速经济时代形成消费习惯延续，但是中产基础并没有夯实，焦虑在所难免。刚过去的夏天有个新的词汇消费降级描述就是这种现象。
第二，中等消费能力形成得益于经济投资变化，现在中产阶级都是通过教育、通过读书获得人力资本，通过找到好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基于自己这种经历，现在中等收入阶层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好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现实是让子女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面临诸多压力，比如说学区房的讨论，焦虑油然而生。
第三，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就业机会的扩大和提升。中国中产阶层收入93%来自工资收入，因此就业很重要。过去中产阶层的形成扩大与就业规模的扩大是相关的。据统计，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亿，比1978年增长3.7亿。而且第三产业队伍占比达到45%，但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进入加速应用期，以及中美贸易战进入全面爆发期，三股力量不合时宜叠加在一起，显著增加了就业不确定性。比如很多国家数据表明，新的科技运用会导致就业的激化，高端就业和低端就业保持不变甚至扩大，中端就业大量流失，中产阶级大量来自中等中端就业岗位。因此新科技广泛应用会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是很可能的事情。因此就业的不确定性和中等收入的减少加速了中等阶级的焦虑。
焦虑本身不是病，但是焦虑如果传染加重很可能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所思所想，也会影响到高阶层的思维，得想办法缓解。我提三点建议，第一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对医疗健康的焦虑、对养老的焦虑等等，都是因为中产阶层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需求不断升级。但相应的供给跟不上，只要供需缺口不缩小，焦虑就在所难免。因此，缩小供给缺口当然可以通过降低消费合消费降级实现，但是从长远来看更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养老资源供给，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
第二提高就业质量。就业是最大民生，也是中产阶层重要收入源泉，面对高科技广泛应用，供给侧经济结构深入推进，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导致就业不确定性，中央7月底已经把稳就业列为下半年六稳定工作之首。必须要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扩大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就业质量。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做好培训，提高职工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帮助职工适应新环境、适应新岗位的培训，这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第三促进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有向上流动、水平流动和向下流动三个方向，如果说中产阶层都能向上流动是极好的。正如王烁刚开始所讲，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到高产阶层的机会似乎是越来越难、越来越少。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下沉到低产阶层的可能，因此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这是缓解中产阶层焦虑的需要考虑的事情。同时要继续扩大壮大中产阶层规模，我国现在中产阶层规模数字不确定，如果说中产阶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向下下沉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我们城市人口还需要增加，这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人群是农民或所谓的农民工。因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破除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障碍，我们中产规模扩大以后，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特别是让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市民化进程也是缓解中产焦虑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