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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本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厌恶这个国家，因为当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至今让国人印象深刻，所以说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大家知道在中国近代中日有一次交锋，这次交锋培养出一段私人感情，今天就来说说中日的这段“私人感情”。
两国交锋，首先是两国外交官的智力和魅力的角逐，如果一个弱国，派出一位跟苏秦一样能言善辩，纵横捭阖的人才，未必能让弱国不损失一城一池，最起码可以将这种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改变中国和日本国命运的两个重要人物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令人惊讶的是，伊藤博文虽然轻视中国，却折服于李鸿章的外交才能。
其实李鸿章刚“出道”的时候不是这样有个人魅力的，他还会有点畏畏缩缩，噤若寒蝉，因为清朝闭关锁国，西洋早就超过中国，而中国却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李鸿章在长毛涌入中国之前，只是个地方二等官，如果不是清末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历史时期，李鸿章、曾国藩这些不会通过非正当的途径一步到位，位极人臣。
当他们到了官场，赶鸭子上架学了点礼仪，可拿到外国去远远不够用。
李鸿章访俄的时候，俄国财政大臣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也不文明。”
俄毛子的话简直令人怒火中烧，俄毛子有高度文明?如果抢夺别的国家领土也算的话，他们可真够“文明”的。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后，说中国有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优秀”，可见中国有多垃圾。
俄国人说，即使跟东洋，也没法比。
东洋此时正忙着跟李鸿章签订条约，当时李鸿章为了少赔银子，卑躬屈膝，竟然对伊藤博文说可以做他的“养子”，姿态何等可怜!
伊藤对李鸿章意味深长地说：“想当年您何等威风，说谈不成就要打，现在打了，结果呢?他说的是清朝和日本同时出兵朝鲜那次，李鸿章很硬气。
伊藤博文说：“我当时说如果中国不赶紧改革内政，十年之后，我国必然超过中国，我说对了吧?”
李鸿章说：“改革内政，不是我不想做，是国家太大，朝野上人心不齐……你说句老实话，如果你生在中国，我生在日本，你会怎么样?”
伊藤博文想了一下说：“我如果生在中国，干的不一定比你好。”
伊藤博文是说了句实话，中国跟日本不一样，清朝末年朝廷乌烟瘴气，互相挤兑，什么想法都有，总之一句话，人人都自私，人人都怀揣着私利。中国的保守派和守旧派的势力太大，对洋务运动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了八年，但结果却是日本领先于中国，为什么?
以梁启超为首的“学者”对李鸿章是这么评价的——
“不识国民之原理，不懂政治，不懂世界潮流……他在沙上建塔，对中国而言就是破屋子的裱糊匠罢了。”
不得不说老梁的口气也太“站干岸了”，要不他来试试?能不能把大清这个破房子，刷成钢筋水泥的建筑物?
李鸿章是“庸才改革”，李鸿章“不学无术”，问题是在酸腐八股文选拔制度的大清，谁学习了?除了酸腐文字和仁义道德，空话大话，全国上下一起吹牛逼，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谁是有学有术的?
伊藤博文的改革也是充满阻力的，当时幕府军十分猖狂，日本改革派随时有性命之忧，也是火中取栗，才有了日本的崛起。伊藤博文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反对幕府，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取，终于成功了。
有人又说了，如果李鸿章能冒着性命的危险，那中国也能一步到位。笔者不禁想仰天大笑。
中国的谏官倒是很有敢死的勇气，经常撞个柱子，拿着“道德”弹压人。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真才实学的没多少，诋毁起同僚来个个都抬出“道德”的牌坊，儒家的经典被他们记得滚瓜烂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道德”拖政敌下水。
伊藤博文曾经恳切地跟李鸿章说过：“要把知识才艺，放在‘道德之学’前面，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
教育，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清朝的教育还是儒家的那一套，以“仁义忠孝”为本，可是这些东西，真的敌得过敌国的枪支弹药吗?真的敌得过敌国的武力轰炸吗?
伊藤博文曾经向日本提出“欧化政策”，说要大力推行欧洲文明，而日本上层也接受了。为了让日本跟欧洲接轨，甚至脱离亚洲，投入欧洲，伊藤博文甚至举办化装舞会，将自己装扮成威尼斯商人，为了日本的崛起他确实很努力。
而李鸿章，就没有彻底融入欧洲的改革能力——没有那样的土壤。所有晚清注定培养不出伊藤博文那样的人，注定只能培养出缺乏近代国家思想的，具有一定资本意识的封建官僚。
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那些官员无论官职多高，都是主子的家奴，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国”就是大清，大清就是龙椅上坐着的和幕后的那个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大清主子的一群“家奴”罢了。
所以当国家需求和主子需求不是同一需求的时候，“官员奴才”首先满足的是“主子需求”，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所以伊藤博文才说，如果他生在中国，他不一定比李鸿章做得好。
一个畸形的时代，造就不了一个视野完全开化的“首相”，只能造就一个“为太后分忧”的得力奴才。
这才是中国失败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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