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在全球化竞争大潮中，无论是个人、企业、产业、地区，还是国家，不进则退，“产业升级”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各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旋律。产业升级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避免一系列认识误区、特别是社会流行的认识误区，比如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原料产地是否都应该追求“升级”成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答案是否定的。制造业能够可持续发展起来地方多数是人文环境、交通区位合适的地方，而不是单纯的原料产地。因为原料产地的原料“优势”往往是可耗竭的，人文环境、交通区位合适的地方即使不出产原料，也能够博采天下人才与优质低成本原料，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竞争力。二战之后，国际上石化、钢铁等产业大量发展于远离原料产地但水路运输便利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钢铁工业增长远远快于中西部，就是这个道理。
以前几年的新一轮“东锭西移”为例。鉴于新疆是世界最大手摘细绒棉和中国唯一长绒棉生产基地，棉花产量占全国一半；次贷危机前后，随着纺织服装业原料、人力、土地等项成本日益上涨，东部乃至中部纺织服装企业掀起了新一轮“东锭西移”的热潮，并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新疆“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发挥棉花资源优势振兴纺织工业，重点做大做强棉纺织产业，为此，鼓励支持国内外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嫁接和改造区内纺织企业，把新疆建成全国重要的纺织原料和中间产品优质生产基地、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纺织原料和产品交易中心。多方合力之下，即使在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大批纺织服装出口企业陆续倒闭的2008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萎缩之势，西部地区纺织行业投资同比增幅也高达40%以上；2013年，中国西部12省区市纺织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7%，大大高于全国同比增长17%的平均水平，其中新疆成为重要承接地。
然而，经过数年运行，实际效果不甚理想，新疆生产纺织服装产品市场竞争力总体而言比较虚弱，当地人士告诉我甚至有同类运动服新疆本地生产出厂价比青岛产品在乌鲁木齐销售价还高40元，质量却差。当初涌向新疆希望抢占棉花原料高地、降低人力和土地成本的企业不少希望落空，其经营压力比国内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论原料供给，由于进口棉价格大大低于国产棉，在新疆设厂生产反而不利于申请、使用低价进口棉“高低搭配”以降低成本。论解决“用工荒”，由于种种原因，新疆当地用工工资上涨迅猛，有的内地企业入驻两年，平均工资就翻了一番，超过他们在内地的工厂，劳动生产效率则不如，且难以提高，因为员工流失率甚高，一年流失一遍几乎成为企业常态，企业始终在培训走马灯般更换的员工，始终不能拥有比较稳定的、有一定技术的工人队伍。外加其它多种原因，即使开出高于内地的工资在当地也很难招到工人，以至于新疆一些地方纺织企业用工绝大多数是从内地招聘而来，迁移新疆以解决“用工荒”的思路彻底落空，还额外抬高了成本。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是否都需要追求向高档升级？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市场容量看，大国必须有大产业，而大众消费品永远是远远超过奢侈品的市场大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只可能是从事大众产品生产。
从积极的创新发展角度看，大规模生产的大众消费品更能带来新的技术革命。1716年，托马斯·隆比把丝织技术带到英格兰，建起一家大型水力厂房，雇用了数百名工人，但这些企业未能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因为丝绸是一种高档商品，供应的只是少数富裕顾客。最终引爆工业革命的是作为大众消费品的棉纺产品。带动汽车工业革命性发展的是福特把汽车变成大众消费品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而不是标榜“高品质”、“品味”的所谓“手工制作”。
回顾更长历史跨度，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明代以前中西贸易多数局限于丝绸、香料等高价值商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带动相对有限；明代中期之后海路贸易中大宗消费品占据主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带动相当明显，不仅有力激励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组织、跨地区产业分工（如宋元时期的“苏湖熟，天下足”转为明朝的“湖广熟，天下足”）、城市化（明代来华西人见闻录对此记录甚多）发展，而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为中国实物财政体系全面转向货币财政体系、货币本位转为银本位创造了物质基础。
作为当前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们还需要铭记，从防范“被赶超”的角度看，暂时领先的国家定价过高无异于为跃跃欲试力图赶超者创造机会。须知，“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大面积取代欧美日制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企业此前过度标榜“高品质”并以此定下了过高的价格，从而给中国制造业留下了一片相当广阔的市场空间。在非洲市场上，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
第三个问题：作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加工贸易做大的贸易大国，我们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不是要求所有企业都追求自创品牌、一般贸易？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旨是提升加工贸易商品的层次，以及增加加工贸易在中国境内的增加值，最终提高中国在加工贸易全球价值链上所获收益份额，增强中国对这整个产业体系的控制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提升加工贸易商品的层次，创建自己品牌，延伸增值链条，还是兼顾内外贸，我们都是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的层次上讲的，不等于在微观层次上所有企业都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事实上，在每年新创的品牌中，真正能够站住脚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的只能是少数，很多企业只能是拥有生产加工能力，但没有自己品牌，每一个成功的品牌、每一家成功的企业也总有一批为之配套服务的企业，只有这样一个产业体系才能富有弹性，集实力与效率于一体。苛求所有企业都建立自有品牌，都要做一般贸易，这样的一个体系必然是僵硬而难以因应市场变化及时迅速调整的。我们的产业体系应当是矫捷的猛虎，而不是躯体庞大行动迟缓的恐龙。
我们不是要彻底改变现行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体系，而是要改变这个体系的收益流向。假如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前我们100%的企业是为海外公司、海外品牌做贴牌，转型后倘若我们出口规模没有缩小，在世界市场份额没有下降，仍有95%企业是在做贴牌，但80%的量是给中国公司、中国品牌做贴牌，那么，这就是巨大的成功。
所以，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政府不要强求所有企业都走自创品牌的路，企业也不要都选择走自创品牌道路，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已经积累了足够实力的企业可以选择自创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打天下，对尚不具备相应实力的企业，政府要推动、鼓励他们为有实力的自主品牌企业配套、贴牌加工，抱团打天下。有的地区可以力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的后发地区完全应该追求传统加工贸易业务以实现起步。(编辑 张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