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目: 中国控烟与吸烟角力陷胶着 室内控烟规定多处被弱化
掐不掉的烟？
7月22日早上8时50分，小八点燃了一天里的第一支烟。北京670路公交迟迟不来，吸烟成了他打发这段沉闷的唯独选择。
40分钟后，他在买早饭的路上草草抽完了第二支，把烟头朝垃圾箱用力一丢，结果没投中。他其实不在乎，缘由是在垃圾箱四周，散落着太多烟头。
同一座城市里，作为控烟志愿者的叶榄正弯着腰，把烟头一个个捡起来。这是他自觉的工作。过去20年，他的足迹遍及全国，捡过的烟头不可胜数。
在中国，控烟与吸烟的角力已经堕入胶着。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条约》(以下简称《条约》)在中国失效，至今已整整10年。依照许诺，中国本应于5年前完成室内公共场合整体无烟，并制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资助。
然而现实是，《公共场合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至今还没有出台，而且本来室内公共场合整体控烟的规定多处被弱化。
另外一方面，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5年公布的《中国成火食草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国15岁及以上的吸烟者已达3.16亿人，吸烟率为27.7%，这个比率已经5年没有变化。而吸烟人数却增加了1500万，吸烟者的日均吸烟量上涨了1支。
10多年来，这个染上烟瘾的国家陆续想要摆脱它，但每步都走得异常艰苦。
年轻的吸烟者和老去的控烟前驱
小八刚满18岁，是北京一家理发店的学徒。在他的圈子里，吸烟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凡，店里10个男生，只有3个不吸烟。
《报告》显示，5年间，15岁至24岁之间的男性吸烟率在陆续上升。吸烟人群正在走向低龄化。
与烟雾背后愈来愈稚嫩的脸庞对比，中国控烟的前驱们却正在老去。
吴宜群的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她在跟人议论拍摄一个“劝止吸烟三十六计”的系列短片。今年70岁的吴宜群投身控烟工作近20年。15年前，她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一起退休的王克安院长协作开办了公益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作为最早推进中国控烟的专家之一，吴宜群仍然认为接触控烟太晚了。她的母亲抽了一生烟，最终因吸烟引发的肺病逝世。在她的坟前，还敬拜着香烟。“假如我能早点了解目前做的这些控烟工作，也许能劝母亲早点戒烟，她也就不需求受那么多罪了。”说到这儿，老人抹了下眼睛。
过去10年，控烟前驱们见证了中国参加WHO《条约》，见证了中国大陆有公共场合禁烟立法的城市从零上升到18个，见证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一“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出台，见证了新版《广告法》对烟草广告的制止，也见证了愈来愈多的普通人对二手烟说“不”。中国控烟的每步，都有他们的足迹。
但这两年， “控烟太难推进了”，吴宜群垂着眼，“而且我也老了。”
让她疲乏的苦衷之一，就是近期《条例》最新草案出现的立法退步。2013年，通过几十位专家学者持续多年的呼吁，《条例》最终走上了草拟之路。起初的进展让控烟界振奋不已，2014年年末，向社会进行公布征询看法。其中第十条明确写着“所有室内公共场合一概制止吸烟”。烟盒包装应用警示图片和公共场合制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资助等内容也出目前其中，控烟力度空前。
然而，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称，在通过了19个月的征询看法后，今年4月最新的草案征询看法稿中，以上内容却所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餐厅、酒吧等餐饮服务和休闲娱乐场合的室内区域能够设置吸烟区，而且室内工作场合只有共用区域制止吸烟。
“彻底不能够接纳。”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果断地说，“修正成这样根本就是背叛了《条约》的请求。”
最新的征询看法稿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专程指出室内吸烟区域应安装单独的透风、排风设施，与非吸烟区域有用隔离，想要把烟“关住”。
然而这一做法在一些专业人士眼里，无效。WHO中国代表处的潘洁兰博士举例，在公共场合设立吸烟区，就好像“在游泳池设立便溺区”。香港科技大学关于吸烟室的技术可行性研究结果表示，即便是双层门严厉设计加上微弱的透风系统，也不能够清除吸烟区内的有毒物质，更不能够避免二手烟外泄到其他区域或房间。
关于草案的最新版本，曾经参加过《条例》草拟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金荣表示失望。他说：“底线起码应当是把餐厅这类标忘性的公共场合完成整体无烟。”
在很多人眼里，这短短19个月产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似乎都覆盖在一片浓烟里。
浓烟背后公布的机密
一上午，小八洗了4个头，做了两个头发护理。他推开店门，想去外面抽根烟，缘由是“店里不让抽”。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店铺，正对着门口连挂了两块牌子，前后隔了不到5米，红底白字地写着“制止吸烟”，下方还注清楚“12320”的告发投诉电话。
门口的榆树下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每人手里都冒着烟。 “见面先递根烟”是新同事融入新生活的快捷方法，也是他在山西老家潜移默化的习惯。
“目前风尚很多了。”吴宜群感慨。调查数据显示，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行一年多以来，公共场合吸烟人数从11.3%降低到3.8%，餐馆发现吸烟现象由40.3%降低到14.8%，大众控烟满意度从42.26%升至81.3%。北四环一家烟酒超市的售货员不止一次地埋怨：“来买烟的人愈来愈少了。”
但这仅限部分控烟严厉的城市，在大大部分农村和城镇，送烟吸烟的风尚仍然在蛮横生长。来北京后，虽然“早有心理打算”，小八还是缘由是在餐馆吸烟被劝止过两次。而在他的老家，人们能够在任何公共场合随便吸烟。“很多人在北京不抽，一到河北就开始抽。”吴宜群说。
据姜垣介绍，《条例》在一年多的征询看法过程当中，某些省市地方的看法对草案修正产生了必定影响。“他们的立场是认为法律太过严苛，根本做不到”。
在吴宜群看来，除过地方“做不到”，某些与控烟“有好处抵触的集团”的参与是《条例》修正的更直接的缘由。
“某些集团”直接指向烟草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知名血汗管专家胡大一透露，起初的草案公布后，国家烟草专卖局曾给有关部门送上一本厚厚的辩驳材料，并附有积年缴税的具体数据，图文并茂地强调自己对国家财务的庞大奉献，执意请求修正条目。
“烟草业能够光亮正大地参加控烟立法，自己就是一件特别奇异的事情。”吴宜群说。
吴宜群介绍，中国烟草总公司跟国家烟草专卖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以企业的身份生产和销售烟草的同时，又以专卖局评判员的身份“理所固然”地参加烟草控制。
控烟界一直质疑，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烟草控制框架条约履约工作部际调和领导小组”的8个成员部门之一， “组长是工信部，然而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工信部的党构成员。”吴宜群说，“你说这能好得了吗？”
在一些人士看来，如今中国的控烟工作不只没有堕入困窘，反而有些“过激”。专卖局曾屡次公布表示，要小心控烟工作的“单方面化、绝对化、扩展化”偏向。去年我国烟草消费量出现了20年来的初次下跌，烟草专卖局在今年4月的回应是实行“三步施策”：第一步，止跌上升，调好状态；第二步，控制货源，平衡增长；第三步，重点发力，冲刺眼标。
“没有人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发动。”吴宜群说，“左右手打不疼嘛。”
“物美价廉”的中国香烟
“来盒南京。”小八几乎每天都要去对面的烟酒超市买烟。
大红色的“南京”烟盒下方印着两行字：吸烟无害健康，戒烟可削减对健康的伤害。小时候他常给父亲买烟，曾经对这行字产生过庞大的迷惑：“为何这些人明晓得吸烟无害健康还要卖烟？”父亲只回了一句：“你别抽就好了。”
目前看到这行字，他毫无反响。
2008年，《条约》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议论烟草警示包装的实行原则。会中，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官员表示很难在烟盒上应用溃烂的口腔、萎缩的头颅等恐惧的图片警示，缘由是“名山大川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沉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大众的污辱和不尊敬”。所以中国“虽然从法律上、健康上不否决，但从民族情感和文化基础上持有保存看法”。
中国所以取得了当晚的“脏烟灰缸奖”，这是由全球非政府组织(NGO)代表在会议期间，依据各国代表团的体现团体评选得出，以训斥获奖者在控烟方面的不作为。
作为NGO代表参会的吴宜群回想，与会的200余名代表一致决定把奖颁给中国，“颁奖词”是：宁要烟盒漂亮，不要公民健康。
吴宜群至今仍认难堪看。
自那今后，凡是有烟草业参加的会议，王克安都随身携带几盒香港、台湾的烟，假如烟草业再以“中汉文化”作为“挡箭牌”，他就立马取出烟盒，“你看看，那香港台湾岂非就不是中汉文化了吗？”
据《2015中国控烟视察民间视角》报告，截至2015年5月，全球已有85个国家和地区在烟盒包装上采取了图形警示，其中有60个国家图形警示面积超出50%，最大的已达烟盒正不和的90%以上。
WHO驻华代表施贺德说，假如中国一位普通吸烟者平均每天吸15至17支烟，那么他每年便有大约6200次机遇从烟盒上看到健康警示，而政府几乎不需求为此投入财务资源。
然而在中国，烟包仍然五彩绚丽，两行小字所占的面积也并未达到《条约》50%的请求。
中国的香烟不只“物美”，而且“价廉”。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领域已经达成共鸣：提升烟草的价钱和税收是最直接和有用的控烟手段。然而相较其他国家，中国烟草的税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WHO曾在2014年提出建议，要使控烟更为有用，各国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70%以上。据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介绍，欧盟国家这一比例广泛达到75%以上，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和泰国也已达到75%。
中国“价税联动”政策调整后，香烟的零售价也平均上涨了10%，但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很廉价。小八抽的“南京”去年从12元涨到了13元一盒，但他认为“根本没什么影响”。
“中国的烟太太太廉价了”，潘洁兰连说了3个“太”。在澳大利亚，一盒烟的平均价钱100元人民币。而在中国，最廉价的烟一盒才不到3元。
潘洁兰表示，菲律宾对烟草成品征收“罪行税”的做法值得借鉴，政府税收比年大幅爬升，而且收入将被用于支付贫苦人群的医疗保险。
“烟草业特别清楚税利奉献是他们的护身符。” 郑榕表示，“然而，中国真的需求壮大的烟草行业吗？”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2005年中国人群中归因于烟草应用的死亡已达120万人，而到2030年烟草归因死亡估量将达到350万人，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郑榕表示，烟草产业的发展挤占了中国本已紧缺的土地和医疗资源。大批临床研究证实，大部分肺癌与烟草有关。平均每位肺癌患者医治费用超出11.6万元。姜垣曾在2014年报告过一组数据：我国35岁及以上成人归因于吸烟的疾病经济累赘为2237多亿元。
“与烟草带来的社会伤害对比，即便仅从经济上考虑，烟草产业的‘税利奉献’也已经远远缺乏以弥补全社会的本钱付出。”郑榕表示。
最后一千米的博弈
2015年WHO宣告，全球已有49个国家实行了整体无烟法律。而潘洁兰介绍，假如中国拥有一部全国无烟立法，全球被保护免受二手烟迫害的人数将完成翻倍。
“对控烟来讲，转变中国，就能够转变世界。”潘洁兰说。
如今《条例》正在向各省最后征询看法和协商中。在正式立法之前，控烟界正在做“最后的尽力”。
5月12日初次开通的全国戒烟热线4008085531设在北京中日友爱医院。
70岁的吴宜群也是“追星族”。她本来是胡歌的“粉丝”，然而当有人给她发了一张胡歌吸烟的照片后，她表示“心碎了”。目前她的新“偶像”是全国控烟形象宣传大使黄轩。她希望国家能净化银幕吸烟镜头，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少年阔别烟草。
几年前让许桂华取得莫大鼓励的，是上海世博会退还烟草企业两亿元捐钱的举措。
而目前，上海再次给了她信念。7月27日，上海市旅店、餐饮场合、娱乐场合、工作场合、机场、铁路客运站的室内区域筹划整体禁烟。“这是继北京以后又一个控烟立法影响非凡的城市。”许桂华说，“给上海点赞。”
夜里11点，小八躺在床上，边玩手机边抽完了一天里的最后一根烟。这日他一共抽了7根，“不算多”。
他不晓得，在他吸烟的5分钟里，中国大约有两个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一天下来，这个数字是3000。
(应受访者请求，文中小八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