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傅高义眼中的“日本新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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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傅高义 著
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5月
1958年，年仅28岁的傅高义敏锐地关注到战败后的日本，对日本如何应对战后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兴味浓厚。1958年至1960年，傅高义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进行田野调查，将关注点聚焦在日本社会巨变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即工薪一族和他们的家庭。
1963年，他出版《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从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到职场、婚恋困境，从竞争压力巨大的学生，到辛苦劳作的家庭妇女和拼命挣钱养家的父亲，全方位地描摹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傅高义认为，正是因为战后大规模崛起的工薪族为日本其他社会群体提供了新的模范样本，中和了西方工业化的直接冲击，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相较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更为稳定有序。
这是《日本新中产阶级》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正如傅高义在后记中所写：“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家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本书就是这样一本民族志，留存了日本现代化发展之一隅的画卷。（本期推荐人／张畅）
傅高义
Ezra Feivel Vogel
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
精彩书摘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
竞争非常激烈。对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
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
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快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换工作的人往往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
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尤其在大的政府机构里，同事的接纳，乃至升迁的速度，都与毕业学校大有关系。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只不过她们的职业目标是婚姻而已。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摘自《日本新中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