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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件作品而想起几年前国内出版的一部人类学译著，景军的《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原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同样是水库、灾难、移民、历史记忆，人类学叙事与当代艺术叙事的功能当然大有区别，但是在聚焦于“历史记忆”的问题上却是高度吻合。当然，以该书的九章内容囊括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恐怖记忆、苦难记忆、仇恨记忆、仪式记忆、族谱记忆、文化象征记忆、寻访记忆这么多元的维度而言，确如有些评论者所言，目前这个文本的论述广度和深度显得单薄了；另外，作为人类学的博士论文，运用田野调查成果的学术规范在这个文本中也是缺乏的。显然，由于文本的差异，不应以这个文本作为评价原著的全部依据。但是作为一项难得的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苦难记忆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它给读者带来的学术思考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考虑到该书写于1990年代初期，二十多年的相关研究进展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更深入的成果，然而该书在处理人类学研究中的“记忆”问题的广度和熟练运用理论资源的表述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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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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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还是要回到人民的……苦难史
李公明一周书记：“走出上海”……之后的早期电影景观来源李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