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既是国事，更是家事！养老保障的三方主体原则，强调了国家、用人单位及个人三方必须建立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划归社保）；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设立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划归雇员福利）；第三支柱是家庭安排投资的个人养老金（划归家庭理财）。在国际社会，人们习惯将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合称为“私人养老金”，而将第一支柱养老金对应地称为“公共养老金”。现代社会应对老龄化压力，三大支柱养老金，不可割裂、缺一不可，当然，我们更不可单一地依赖社保。
制度设计中的缺陷和问题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家庭理财将再多的财富投放在私人养老金储备上，都是不过分的。然而，在我国，家庭理财为什么只是一味地追求短炒、赚快钱，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理念，尤其是没有私人养老金储备的习惯呢？其实，责任并不在家庭或个人投资者，而是金融机构的失职或低效，当然，还有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首先从制度缺陷来看，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晚（1997年），为了应对转制成本（视同缴费），再加上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迫设计了基本养老保险的“高缴费”制度：雇员缴工资的8%，雇主按雇员工资的20%缴费，合计缴费率高达28%，这一名义缴费负担位居世界前列。基本养老保险的高缴费，必然要对应高替代率，即高水平的退休金发放，因此，这导致参保人误认为，只要参加社保，就可以确保退休生活无忧，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因此，无论从制度上或是从心理上，第一支柱的高缴费、高给付，严重挤压了第二、三支柱养老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就是制度定位与人们观念的错位。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与历史难题，我们所要做的，首先就是“社保降费”改革。通过社保降费，还原社保低缴费、低给付的制度本源，从制度设计上为第二、三支柱养老金腾出发展空间。因此，从2015年开始，我们大幅降低了社保缴费，并通过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以补偿转制成本所造成的历史欠债。这是我们制度矫正的开始。
其次，从研发并提供私人养老金产品的金融机构来看，主要存在两大难题：一是他们无力开发出多样化、充分满足养老目标的理财产品，无法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长期投资产品；二是金融机构提供给家庭的理财产品大多是为了迎合短炒、赚快钱的需求，这类短期投机产品很容易导致收益的不稳定，或风险过大，即便他们开发出一些养老目标的理财产品，可能由于管理水平低下，投资收益无法达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需要。
金融机构要提供长期投资产品或养老目标产品
面对这一难题，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必须作出重大转型升级。单一依赖短炒、赚快钱产品的研发，无法满足养老目标家庭理财的需求。主要对策：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大专业人才储备，侧重开发长期投资产品或养老目标理财产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大投资者教育，做好家庭理财顾问，正确引导家庭理财与养老投资，用实际绩效吸引长期投资与养老投资。
如果金融机构无力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长期投资产品或养老目标理财产品，就会出现所谓的“资产荒”，它将无法满足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需要，进而导致家庭“理财慌”，人们因财富无法保值增值而心理发慌，因此，一味地追求短炒、赚快钱，就很容易形成“资产荒”与“理财慌”的恶循环与尴尬。
既然金融机构没有能力提供长期投资产品或养老目标产品，为了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我们只能被迫、被动地“囤房”，这也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不过，这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因为金融机构没有能力满足我们家庭的长期理财需求，我们只能被动“囤房”。
事实上，房产流动性差，变现能力弱，持有房产的政策风险也很大。但是，由于房价是货币的影子，货币供给量（M2）增长越快，人们寻找财富保值的需求就会越大，在别无选择（资产荒）的情况下，买房、囤房就会成为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被动选择，因为房价总会随着M2的高增长而必然“水涨船高”。这是家庭理财最直接而被动的选择。
试想想，如果金融机构能够开发出大量受欢迎的长期投资产品或养老目标理财产品，则可以锁定大量的家庭财富，人们就不会被迫选择高成本、高风险的囤房。
因此，通过金融机构开发出大受市场欢迎的长期投资产品或养老目标理财产品，主动吸引或引导家庭理财转向“为养老而投资”的观念模式上来，到那时，我们也会像美国人一样不必囤房，也不必由股民亲自上阵搏杀，到那时，我们的家庭理财将会变得更长远、更理性、更从容、更快乐！期待吧，我们中国私人养老金储备一定会崛起的！到那时，人们不必一味短炒，更不必拼命“囤房”。
最后说一句：如果不希望老百姓囤房，就要给他们指出一条靠谱的长期投资大道！让老百姓拥有财富保值增值的基本选择权，以及持有财富的安全感与获得感。
责编：任绍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