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思立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12月29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必须加强政策协调和结构性改革应对经济复杂局面。”
在当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8—2019）》显示，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19年GDP增速约为6.4%，CPI增长1.8%，PPI增长1.6%，消费增长7.6%，投资增长6.9%，出口增长2.2%，进口增长5.9%。
该课题组认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和财政体系结构性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实现平衡充分良性发展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根源，为此需要处理好短期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调整与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部门局部均衡和总体一般均衡之间的关系。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课题组认为，应加强政策协调，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及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解决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和融资贵的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真正积极起来，但不能像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那样的财政支出规模不可持续，也非常低效，会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高企债务。财政支出的重心应从基础设施投资逐渐转向引导支持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转向弥补社会政策和民生的短板，为下一步经济增长储备强劲动能。且应注重以收入端的实质性减税代替扩大政府支出的传统手段，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及广大居民切实减轻税收负担，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构筑强大的国内市场。
货币政策框架应随之从数量型的调控货币供给转向价格型的利率调整，实行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定向降息或全面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信贷配置效率
课题组建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打破民企融资难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
田国强表示，近年来，我国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诸多经济问题集中出现，表明当前经济问题的关联性日趋紧密，对其成因的探究也不应机械地拘泥于某一经济部门或环节，而应注重各问题之间的动态联动机制。
金融运行效率下降会推高金融系统自身的融资成本，导致民营企业融资贵和实体经济产出的下降。而在我国当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和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会通过举债融资的方式增加对经济体的补贴力度。因此，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信贷配置效率，才是解决融资难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治本之道。
促进央地激励相容
课题组表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
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提升，地方财权压缩而支出责任却不断增加。面对自上而下不断累加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财政和增加收费项目来填补缺口，偏离现代公共财政轨道。
一方面要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作出科学合理的划分，另一方面要赋予地方一定相对独立税权。要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激励引导地方从债务驱动发展模式转向民企驱动发展模式。一个激励相容的治理体系应能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使中央和地方在求解各自目标函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改进，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则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个共同目标，应形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
田国强表示，中国要在下一个40年实现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理论上求真，实践上务实，尤其是对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问题要冷静科学思考，加强有效沟通，不能滑向全面对抗。
同时，对内抓住国内问题的主要矛盾，找准改革推进的重点任务，实施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从经济、社会、政府推动平衡充分发展，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治理边界，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民营经济大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