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位先生责问我，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安徽人”，而“嫌贫爱富”地改称自己是“浙江人”。虽说这是一个误会（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但由此可以想见，浙江人应该是有一个“好名声”的。
其实，当别人问起时，我一般会省略“浙江”而径直说“绍兴”，因为绍兴已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我们从小就沉浸在这种自豪中。特别是我在绍兴读书的一年中，这种感觉被大大地强化了。
我在绍兴读书的那个中学叫“稽山中学”，学校的原址是古代的“稽山书院”，我们上课的教室就是由原来稽山书院大殿改建的，教室后面是一个园林建筑，小荷花池上还架着一座小桥。学校的南墙下面流着一条小河，叫做“投醪河”，这名称可大有来头，相传越王勾践就是在这条河上，将酒倒进河里与士兵同饮，以此激励将士打败强大的吴国。
如果从吴越争霸算起，绍兴已经有几千年的建城历史。那个不知“良弓藏”而被“走狗烹”文种和相传携西施下海成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是我们故乡最早的名人。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水乡绍兴的许多河道已被填成马路，青石板路也被柏油水泥路面所取代，但只需花上半个小时，便可穿城而过。我们学校在城的一头，出门不远就是和畅堂，那是鉴湖女侠秋瑾的故居，往北走三百多米，路过以陶成章命名的成章小学，便可到鲁迅故居，而寿镜吾老先生开的三味书屋，就在鲁迅故居的马路对面。离鲁迅故居不远，有一个沈园，相传陆游和唐婉凄然对词于此。
当时的绍兴，南北方向只有两条路，是解放路和新建南路，东西向的是胜利路和人民路。然而，就在这区区几条路上，散落着徐文长的青藤书屋、王羲之的故居、周恩来的祖居等等。这两年我回绍兴，发现胜利路上的柱子上挂满了绍兴历代名人的名字，如蔡元培等，想必是希望牢固树立“鉴湖越台名士乡”的意识。
不过，绍兴人并非是一直以“绍兴”这个地名为荣的，鲁迅便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这两天翻看周作人的回忆录，其中这样一段颇有趣味。
“但是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
鲁迅之不喜欢绍兴想必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人们对绍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反正梁实秋在跟鲁迅打嘴仗的时候便说鲁迅“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接着便以他的籍贯来攻击，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
有一些材料可以证明，民国时期乃至更早的人们对于绍兴人的恶感，来自于对于“绍兴师爷”的丑化。
清代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说当时衙门里的幕僚主要由绍兴人担任，绍兴人天生聪明且擅文辞，又素有读书之风气，但走上功名之途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许多人只能选择入幕，再加上老乡之间互相提携与帮助，不止是师爷，官府里很多打杂跑腿的事，都由绍兴人包揽了下来。这些依靠官府为生的胥吏，其实也就是广义的“师爷”。日子一长，“绍兴师爷”的名声便传开去了。
在主张“无讼”的传统社会，这包揽词讼的职业天生招人讨厌。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就称：
“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个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面前，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账。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叼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分钱。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稳，就悄地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全名节。所以天下衙官一大半都出绍兴。”
绍兴师爷在清代更是风光。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浪迹续谈》一书的说法，在京城，除通行官话之外，第二种语言便是绍兴话，甚至喝绍兴酒也连带着成了时尚。周作人多少也接受了这样的看法。
“老师爷讲述办事的经验，诉讼要叫原告胜时，说他如不真是吃了亏，不会来打官司的，要叫被告胜时便说原告率先告状，可见健讼。又如长幼相讼，责年长者曰，为何欺侮弱者，则幼者胜，责年幼者曰，若不敬长老，则长者胜，余仿此。”（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师爷笔法》）
甚至有人以“绍兴”二字笔划编成一首俚词，贬讽此等绍兴师爷，词云：
“拗七拗八，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戤半个月，西也戤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
现在，作为文化名城，绍兴游人如织，作为经济强市（县），绍兴商贾盈门。特别是因为鲁迅的作品被大量收入中小学课本，绍兴自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绍兴已成为一个魅力城市，但引申一下周作人的意思，“绍兴”这个名称多少有些来路不正。“绍兴”之名，得于南宋建炎三至四年（公元1129年至1130年），高宗避金兵暂驻越州，州治山阴为临时首都。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寄托“绍祚中兴”之意，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这就是说，绍兴其实是一位偏安一隅的皇帝自欺欺人的称呼。
所以，“稽山”、“越州”都是可以取代“绍兴”的、更为合适的名称。稽山之名最为久远，相传大禹治水后，在此论功封赏诸侯，并以“会稽山”命名此地山脉。叫“越州”，则是因为春秋时代绍兴为越国都城，之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以故吴越地置会稽郡，郡治吴（今苏州）；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东巡至会稽，更名大越曰山阴，山阴县名始此；南朝时期，元和十年，并山阴县与会稽县入越州。
“人在山阴道上走”，一般用来比喻风光秀美，而于我而言，故乡总是在记忆的山阴道上。
［本文选自《偶开天眼觑红尘》，干春松 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