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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精神”创造奇迹:从第一座争气桥到长江上的动脉网

栏目:财经    来源:东方财富    作者:子墨    发布时间:2019-09-26 11:44   阅读量:13949   

2019年9月20日,世界首座主跨径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沪通长江大桥全桥合龙,中国建设者们又一次打破了建桥记录。

从解放前的千里长江无一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争气桥,直到如今数十条过江通道纵横,新中国的超级桥梁记录在长江上一次次被刷新。

定锚:新中国的第一座争气桥

1959年1月,23岁的湖北农村小伙罗斌峰第一次站在南京的长江边,但他没想到,九年后,自己站着的地方,矗立起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

长江南京段的江面,在1927年曾被美国桥梁专家断言“不具备造桥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跨江大桥立刻被放在了国字号工程的日程表上,1960年1月18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开工。

从大桥开工起,碰到的每个难题都是新的……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建桥工都“憋着一股子必须成功的劲儿”。

今年已83岁的罗斌峰,依然记得1964年9月28日发生的那场危急险情,当时正是攻克江中心4号和5号深水桥墩定位的关键时期,突如其来的长江洪峰首先刮断了5号墩的定位锚绳,十天后,四号墩的锚绳也断了,全体人员历经30多天的殊死搏斗,才最终稳住这两个江中间的巨型漂浮物。

“随之而来的桥墩沉井封底必须速战速决。”作为一名普通混凝土工人,罗斌峰无数个日夜坚守在桥墩上,“封底要求一次性必须浇筑6米高的底板,这意味着6个班的工人三班倒,需要两天两夜不停歇地工作。到了饭点,就有船把吃的送到江中间的平台上,就着冷风吃两口,困了就趴着眯一会。”

大桥的水下基础是“硬骨头”,水上的“骨架”也不简单。24岁被分配到南京长江大桥指挥部设计组工作的常荣五,当时还是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工程师,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海量到无法人工计算的大桥结构数据。

“南京长江大桥可说是中国第一座用上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大桥。”常荣五告诉记者,大桥桥体钢梁的设计是N次超静定结构,其安全监测的海量数据如果使用手工计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获批使用了当时国家唯一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尽管上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演算完,但每次都要到北京排队半个多月,还要拿回几大箱子计算机打出的纸带,再一厘米一厘米地核对计算机的结果。

“所幸经过‘电脑’的精密计算,我们‘人脑’假定的大桥力学模型被确认是合理而精准的。”常荣五笑道。

正是这股“自力更生、迎难而上”的创新精神,鼓舞着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们众志成城,最终建成了这座国家地标的跨江大桥,并自此成为一代代建设者们心中跨越千难万险的“底气”。

跨越:中国人创造的桥梁奇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长三角地区对跨江运输需求已初显,继南京长江大桥后,建设更多的过江通道不仅是民众、也是当地政府迫切的想法。长江江苏段的第二座跨江大桥——江阴大桥于1994年开工。

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成果,这座里程碑式大桥的建设,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交通领域邀请多国专家咨询的特例。

江阴大桥副总指挥、时任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周世忠坦言,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座跨径超过千米的特大型悬索桥,“开工前连规范的技术标准都没有,从项目前期到工程建设,从工程设计到具体施工,每一步可以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江阴大桥建设期间不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跨径悬索桥的技术标准,并至今沿用;同时,为了解决超长大桥的抗风性,中国建设者们还创造性地设计出了超薄流线型桥面。

“36米宽的桥面,而桥面梁最高只有3米,宽高比接近1/12,这个比例当时是经过了数十次的不同风洞试验才最终被确定。”周世忠回忆。

随着中国建桥技术的不断突破,千禧年开工的润扬大桥,成为了中国建设者技术创新的又一座高峰:连续破了当时国内第一大跨径、第一大锚碇、第一特大深基坑等“八项第一”。

但面临的困境也是史无前例的,“为了拉住润扬大桥主缆数万吨的拉力,润扬大桥的南北岸锚碇基坑,是平面超过9个半篮球场、开挖深度达数十米的超级深坑。更令人紧张的是,距离基坑不到一百米,就是涛涛江水,挖基坑时正值长江汛期,一旦发生变形渗漏,就意味着整个基坑会被江水没顶,坑内的人员难以逃生。”直到今天,润扬大桥总工程师吉林回想这段往事仍觉得后怕。

为了让工人安心在基坑内工作,当时润扬大桥北锚碇施工的项目经理率先跳下了基坑,搬了把小凳子寸步不离地坐在了施工现场,直到施工结束。成为了工人们心中的“定海神针”,这位以“小凳子”出名的项目经理就是后来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中国交建总工程师林鸣。

目前世界第一长桥的丹昆特大桥、建成时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的苏通大桥、获得了国际桥协卓越结构工程大奖的泰州大桥……

如果从空中俯瞰长江中下游宽阔的江面,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现代桥梁间隔横跨,像流动不息的“动脉网”,连接长江南北无数个蓬勃的经济“发动机”。

“正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复杂的地理环境和迥异的建设条件,反而激励着我们,不断筑造出形式更丰富、质量更优、创新更多的超级大桥。”在周世忠看来,这种迎难而上的拼搏劲儿追根溯源,恰是来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桥精神”。

已近77岁的常荣五,时常回忆起1968年的国庆节前夕,刚从大桥工地上连续工作了一个月的自己,看着即将迎来通车典礼的大桥,热泪盈眶,“南京长江大桥,就是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为所有中国人提了把气,让大家觉得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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