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庆文正在免费向日本人教授汉语。
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
1971年的一天，宫崎收到了养父母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瑞士手表，一直没戴过手表的宫崎感动得一下子哭了起来。原来养父母并没有花他寄回去的钱，而是攒了起来，花近200元人民币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如今，这块手表虽然已经不走了，但宫崎一直珍藏着。
“今天我们用‘去’和‘来’造句，对上节课内容进行复习。”
“今年2月，我去北京留过学。”
这是70岁的宫崎庆文和66岁的菅原满子的一段中文对话，它发生在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的中国残留孤儿之家地下一层的教室里。每周六，宫崎都会来这里免费教授汉语，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日本人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让日中两国民众增进相互理解。
“养父母为给我蒸饭，用坏了两个小搪瓷碗”
“我是一名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宫崎这样向本报记者自我介绍道。1945年11月10日，宫崎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1997年2月5日，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返回日本东京。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宫崎是数千名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中的一名。
1947年初，1岁多的宫崎跟随父亲、哥哥和姐姐一起准备坐船返回日本。在艰苦的生活下，宫崎的父亲为了让小儿子活下来，希望将他托付给一户中国家庭抚养。在一位懂日语的男子介绍下，宫崎被大连的闫子余夫妇收养。
宫崎被收养时严重营养不良，1岁多仍不会走路。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大米奇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为了让宫崎身体能够尽快强壮起来，原本生活并不宽裕的闫氏夫妇想方设法花高价弄到大米，每次在锅里给他蒸一小碗米饭。“养父母为给我蒸饭，用坏了两个小搪瓷碗，这足以证明养父母对我有多好。”宫崎说。
“养父母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一直希望我能接受高等教育。”宫崎对本报记者说，“我小时候非常调皮，不怎么学习。非常感谢父亲对我的严格管教，如果没有父亲对我的严格管教，我就考不上大学。”在父亲的要求下，宫崎每天4时半起床，刻苦学习，终于在1965年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印地语专业。
回日本之后，每年仍到北京给养父母扫墓
“养父当时每月工资只有60元人民币，却拿出20元给我当生活费。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我的生活费在班里还算中等。”宫崎说。1970年，宫崎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来到河北省进行锻炼。在河北期间，他每月从43.5元的工资中拿出20元寄给养父母。
1971年的一天，宫崎收到了养父母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瑞士手表，一直没戴过手表的宫崎感动得一下子哭了起来。原来养父母并没有花他寄回去的钱，而是攒了起来，花近200元人民币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当时，虽然很多同学都戴手表，但大家戴的都是“天津表”或“上海表”，很少有人戴昂贵的进口表。如今，这块手表虽然已经不走了，但宫崎一直珍藏着，因为它承载着养父母对自己的爱。“养父母对我的爱浓缩在每个平凡的生活细节之中，两个搪瓷碗和一块瑞士手表就是其中的代表。”宫崎对本报记者说。
后来宫崎去西藏工作，每月工资增加到80多元人民币。宫崎先给在大连生活的养父母寄20元，给在北京生活的妻儿寄40元，自己只留20元。1981年，宫崎回到母校工作。这一年，深爱自己的养母在大连病逝之后，宫崎将养父接到北京一起生活。1987年，养父去世之后，宫崎把养父母合葬在北京。此后，宫崎每年都去给养父母扫墓，即使回到日本之后，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每年9月，宫崎都会到北京，给养父母上坟。“中国养父母对我恩重如山。”宫崎说。
创作《孤儿的眼泪》，凝聚爱好和平的力量
回到日本后，作为中国归国者·日本友好之会副理事长，宫崎除积极帮助战争遗孤争取各项权利外，为更多地帮助自己所在的东京都大田区的数千名中国人更好地在日本生活，宫崎还积极参与到该区“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之中。
安倍晋三政权强行推进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系列安保法案，让宫崎等战争遗孤感到非常担忧。今年1月，从来没有写过剧本的宫崎以自己和身边其他战争遗孤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开始创作朗诵剧。今年4月，他终于完成了一部名为《孤儿的眼泪》的朗诵剧剧本。目前，该剧正在紧张排练之中，将于8月26日在琦玉县所泽市民文化中心演出。宫崎称，拥有850个座位的剧场已基本预订一空。
“安倍政权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最近在国会附近，几乎每天都有日本民众集会，反对安保法案。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与集会游行的日本民众进行呼应，引起各界的关注，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更大的以史为鉴、爱好和平的力量。”
(本报东京8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