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英弘，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瀛史学系，1966年起任教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主要作品有《康熙帝的函件》《成吉思汗》等。
蒙古帝国（1206－1259）是在13世纪由蒙前人树立的各个政权所联合构成的大帝国。历史记录中并没有这个帝国，蒙古帝国事西方史学家对蒙前人树立的政权的统称，被公以为世界历史上疆土最大的帝国之一。
《世界史的诞生》
作者：冈田英弘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6年2月
《重新讲述蒙元史》
编者：张志强
版本：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6月
这不只是一本小册子，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今年年初，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日文书名：世界史の誕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統）一书柬体中文版在北京面世，引发国内学界和大众浏览界的普遍关注及后续议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不只提供了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新认知，而且将这类新认知放到全球史的大背景中开展阐释，构成了别具一格的东亚历史解释方法，并通过谈蒙古与中国，回望日本及其历史与现代定位。
固然，这类解释方法的背后该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知识“迁徙”过程，起初的日文本在1992年即已出版，1999年重版，但进入中国与中文语境则要晚得多，2013年，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地区面世，2014年大陆出版蒙文版，简体中文版则更是到2016年刚刚出现。也恰是在2016年，大陆学界相同有诸如《重新讲述蒙元史》等超出传统历史视角的、联合思惟史、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视角审阅蒙古历史与世界之关系的作品，并开始以更为整体的视角来熟悉中国与世界的彼此互动与关联问题。
能够说，冈田英弘这本小书在东亚的知识远足过程，在必定水平上体现了东亚各国知识界关于蒙元历史与世界关联性的整体认知，和这些认知之间存在的差异。但不顾怎样样，在我们日趋关注“一带一路”的当下，关于上述议题的思考，势必激荡既有的关于历史、周边与外部世界的认知框架，并影响着关注这一议题的我们每个人。
东瀛史还是西洋史？
寻找日本史的本身身份
作者冈田英弘是日本知名的蒙古学家，他出生于1931年，自幼承继家学，他的父亲冈田正弘曾任日本学术院会员，冈田英弘于1950年进入东京大学修习东瀛史，期间跟随末松保和研习朝鲜史，后又师从和田清专力于满蒙史。在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知名的“满文老档”译注项目，并借此在26岁即荣膺日本学士院会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冈田英弘又前后前去当时的北美蒙藏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和联邦德国蒙古学重镇——波恩大学进修，得以继承鲍培及海西希之视野与风姿。从1966年起，冈田英弘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1993年退休。在其门生中，有现在特别知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欧树德。
这本书成书于苏联崩溃之初，既关注着物品方历史乘写的差异问题，又有着关于当下陆权力气与海权力气彼此消长的现实思考，更力争通过对蒙古帝国及其遗产的梳理来建构一个不一样于西方中心话语和传统中国次序的新的世界史。
正如本书标题《世界史的诞生》所示，作者在这本小书中力争阐释的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一致世界史的也许性。而在这个大问题以后，所关联的则是日本史的定位问题，作者在书中指出：“不管是‘东瀛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自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没办法等量齐观。日本人想尽方法修正‘东瀛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瀛史’以时期辨别，或是另外撰写物品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都在不自发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植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形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瀛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一致。”
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寻找具有本身身份和特点的日本史的新地位就成为作者在书中隐含的宗旨，而定位日本史的过程也恰是定位日本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及其世界身份的过程。
作者以为，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出现的，西方的地中海文明和东方的中国文明是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两种文明。前者所确立的是地中海（西欧）文明（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以“仁慈欧洲克服险恶亚洲为历史宿命”的对决式历史观，尔后者（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确立的则是为正统为主轴的天命历史观。这类历史观强调天命的更替与王朝的更迭，在其论述范围上主要局限于华夏区域，在处置华夏以外的内陆亚洲草原世界时常常力有未逮。作者将这两种历史与文明类型作了实质化的处置，所以给我们以相当光鲜且彼此分隔的印象。而这类印象的构成，为以后两者之间一个新的角色——以蒙古帝国为代表的内陆亚洲（或许如作者所称的中央欧亚）力气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与也许。
从蒙古故事到日本问题
之内亚视角论述世界史
秉持这类宗旨，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区性，其实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制造出东瀛史的中国世界与制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晓得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物品发展的权势制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通过陆续的变化，演化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也许记叙单一的世界史”。
曾经被我们所疏忽的内陆亚洲草原所诞生的蒙古帝国成为衔接西欧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桥梁，1206年也成为作者笔来世界史的开始。“公元1206年春天，在蒙古高原的一角，游牧民族集合在一起，选出了成吉思汗作为自己的最高领导者。东从宁靖洋，西至大西洋，欧亚大陆的各个国家几乎都不晓得这件事，就算晓得，生怕也不是那么关怀。但是他们却切切没有想到，这个事件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开始。”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蒙古帝国首创了一个新的全球时期。这个帝国不只控制了当时包含华夏政权在内的东亚世界，而且还经过数次西征，将地中海（西欧）文明衔接了起来，成为一个超出了西欧与中国历史与知识架构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涵盖了西欧与中国，却没有涵盖日本。
恰是在这样的框架中，日本具有了超然于外的身份，而作者也相应具有了对地中海（西欧）历史和中国历史进行推断的资格：“假如想要超出来自希罗多德与《旧约圣经·启发录》中的地中海（西欧）型历史架构，和来自《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中国型历史架构，不是仅仅将东瀛史和西洋史混杂，而是从头至尾论述具有一向性的世界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去文明内面或是自行发展的观念，把核心放在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的外部力气，是他们转变了有历史的文明，以此为主轴来论述历史。在这样的架构之下，能够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期视为世界史之前的时期，独自对待各个文明。而蒙古帝国成立以后的时期则为世界史的时期，看成单一世界对待。”新的世界史恰是在这类意义上得以构成。
尽管本书的书名看似是在谈世界，谈蒙古，但归根到底，作者最后谈的还是日本。在本书跋文中，作者提出了本书的两大主题，其一就是历史观和世界观，“相同是历史，地中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的对决历史观，而中国文明则是不认可变化的正统历史观。两者以各自的历史观记叙历史，这关于今天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世界观都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二则是世界史论述范式的转变问题，“为了寻找世界史真实的也许性，不只仅是将西洋史与东瀛史合体，而是应当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论述世界史”。
作者希望通过对蒙古帝国及其历史的描写，从内陆亚洲的视角来重新对待和熟悉之前和以后的世界。在这过程当中，西欧与中国都曾臣服于蒙古力气之下，而日本作为从未被蒙古帝国驯服过的国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角色。跟随蒙古帝国时期的终结，在面临在某种水平上作为蒙古帝国继承者的中国与俄国（苏联）上，日本仍然保有这类历史自信，并作为东亚唯独的海洋文明力气，在将来的世界相同拥有关于西方的自信。
从蒙古思考日本，这是作者写作时的心境，而从内陆亚洲思考中国，则是现在许多国内读者浏览时的心境。也许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各自容身的国家和对待问题的视角。
□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