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昆明6月18日电题：记者手记：纠结的怒江路
新华社记者许杨
摩托车、皮卡、压路机、大型卡车……数十种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静静地躺在位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古登乡俄夺罗村境内高黎贡山的山沟里，它们是近期数次泥石流的受害者，如今都已经锈迹斑斑、四分五裂。
“这是几天前冲下来的，还好人没事，轮子没了，冲到下游去了。”冯洪良指着一辆搅拌车的残骸说，这辆车原本属于他的工程队。
冯洪良是大理人，50多岁，皮肤因常年日晒而变得通红。从2014年底开始，作为云南恒通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队长，他已经在云南怒江州的这座山上进行了两年半的“道路硬化作业”。这条路在泸水市境内，从S228省道通往俄夺罗村，“如果在平地，这样的工程几个月就完事了，这里不行，估计要到今年七八月份，还得看天气。”冯洪良看了一眼天空对记者说。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滇西，与缅甸接壤，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自西向东形成三道巨型屏障，中间则有怒江、澜沧江两条大河奔流南下。这里山川纵横、雨水丰沛，宛如世外桃源。但冯洪良显然没有心思欣赏这份大自然的恩赐。
“我晚上从来睡不踏实，不能睡死啊，雨稍微大一点，就拿个手电筒出来看，随时得准备撤离，大型设备撤不走，人得先走。泥石流来了，速度是很快的，顶多半个小时这里就全淹了。”在仓库改成的宿舍里，冯洪良向记者说起了修路的不易——两年半来，小撤离不算，全员大撤离就有5次。
记者看了他拍摄的撤离照片，工人们携带着基本的生活用品，在齐腰深的泥水中艰难前行，而辎重只能在身后听天由命。“一垮就得返工，一段路反复修个七八次都正常。”冯洪良摆弄着沾满黄泥的相机说道。
出了门，记者望向远山，一片片泥石流造成的坍塌区夹在绿色的林木之间，像丑恶的牛皮癣。“这样的地理环境，修路真的有必要吗？”记者问道。
“还是得修啊，你看那一车木桩。”冯洪良指着一辆卡车说，“这一车以前得用马驮，一匹马一次驮150多斤左右，这一车用马驮最起码得花4000多元，现在用车拉上来只需要700元。”
“不通路的村子什么样，你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采访临近结束，冯洪良建议道。
第二天，记者请当地宣传部门找到了村民恒化波，他的家在念坪村俄夺各小组，位于海拔2200米的高山上。“我天一亮就下山了，走了3个半小时，上山要5小时。”中午11点半，恒化波背着一个大背篓出现在记者面前，他买了大米、苹果、香皂和两袋爆米花。记者要和他一起，爬山回家。
走了一小段，记者便大汗淋漓，这里的山异常陡峭，路似有似无，太阳烤在头上，像一把越抽越狠的鞭子。恒化波指着整个一座大山说，“这山就是念坪村。”又指着最高的那座山峰说，“那里就是俄夺各小组。云挡住了，现在看不见。”
中途歇脚，记者问恒化波，“平时也要背这么多东西吗？”他笑了，“这是最少的，也就大米沉一些，三十多斤吧，平时要七八十斤。”记者感到奇怪，问道：“大米还得从外面买？”恒化波说：“这里没平地，种不成水稻，都是土豆和玉米。山下的土地不够了，就只能搬到山上去住，越住越高。”
“有路没路的村子差别太大了！”普义波有点儿激动，“我们念坪村南边三个组通了公路，干什么都方便；我们北边就没路，东西难运、房子难修、孩子难上学。”
告别了青科王坪，记者问恒化波：“国家现在的政策不是村村通公路吗？”他说：“那是通到村委会，从我家到村委会山路还得走一天呢。这边的村子太大了，光通村委会没用啊。通组公路前些年也修了，通了南边的三个组，后来说是破坏环境，现在不再修了。”
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窄，古登乡已经看不见，怒江化为了山间的绸带。记者兜里的采访本早被汗水浸湿，不能用了，恒化波黝黑的肩膀也被勒出了两条血红的印记。
远远传来几声狗吠，再转过一个弯，十多座木草房点缀在起伏的山坡上，被夕阳映得五彩斑斓——下午六点半，俄夺各小组到了。恒化波进了屋，两个孩子立刻冲了上来，抢了爆米花，又飞奔出去。
“我希望有条路，不用为俄夺各单独修，从南边通上来就行，就算绕远，至少车可以走。”恒化波一边用柴火烧水一边说。
“这里太高，不如搬下去吧。”记者说。“山下没地种啊，搬下去，喝口水吃口饭都要靠买，怎么生活呢？”恒化波摇摇头。
坐在吱嘎作响的木板凳上，记者回想着两天来的采访旅程——巍峨的山和湍急的河像一把巨大的锁，锁住了怒江的秀美景色，也锁住了当地民众的致富之门——山外的人难进来，山里的人难出去。单纯的开山挖路，成本奇高，难度极大，也破坏生态，而单纯的“易地扶贫搬迁”又会让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脱节，难以为继。必须找到一个解决“路地矛盾”的平衡点，才能真正让当地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但无论如何，记者相信，多年以后，面对宽敞的公路，恒化波的孩子们一定会想起父亲爬了5个小时山路，为他们带回爆米花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