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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兑现减税降费铺平前进之路

栏目:都市热点    来源:搜狐    作者:燕梦蝶    发布时间:2019-02-19 15:45

本报记者 陈婧

近期,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释放出明确政策信号: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而且要简明易行好操作,增强企业获得感;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等。同时,税务部门表示,将尽快提出体现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减税降负要求的政策建议。

实际上,今年以来,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不断加码。此轮减税降费所释放的主要信号是什么?如何看待其政策效果?下一步还应当如何为企业进一步减轻税费压力,增强企业获得感?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何代欣。

降成本导向下的减税降费成主线

中国经济时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1%,是今年来首次同比下降,请结合近期其他相关数据,分析这一轮减税降费所释放的主要信号。

何代欣: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税收收入同比负增长。回顾近期,减税降费政策再次加力——企业所得税扣除不断增加、个人所得税改革基本落地、进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企业现有社会保障缴费水平等举措,说明制度和执行层面正在全面推进。

应该讲,这一轮的减税降费有三个特征。

第一,结构性减税向全面减税降费转变。过去五年,从营改增到创业创新税收减免,再到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税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降成本导向下的减税降费成为主线索。眼下,从部分领域和税种出发的结构性减税,正在推向所有主要税种。企业费用负担也逐步纳入进来。

第二,制度设计向政策落实转变。如何减税降费、在哪些领域,什么层面减税降费,曾经是各方讨论甚至热议的话题。但今天,制度设计大致成型,政策落实成为主要工作。真正要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执行层面的努力十分重要。

第三,减税降费助推全面深化改革。每到经济转型发展期,财政政策作用就会突出出来。除了直接增加投资,财政政策正在尝试通过减税降费来鼓励消费和促进进出口。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更是一个长期工程。减税降费对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发展,意义已经非同一般。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近期一系列主要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

何代欣:减税降费政策成效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来观察。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出现在经济波动与减税降费并行的局面。评估减税降费成果一是要看政府收入的变化,二是要看重要经济指标的改善与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指向降成本的减税降费并不容易。

首先,如何协调收入减少与支出刚性之间的关系。过去数年,一般预算口径下的财政支出同比增速都维持在两位数水平(百分比),而收入波动却比较大。这里面有减税降费的原因,也有经济波动的结果。转型期企业和个人等微观主体,收入、消费、投资变化,是非常正常的,但财政支出却在刚性增加,这对财政稳定性提出新要求。

其次,如何协调税收严肃性与刺激经济之间的关系。减税降费是一体两翼。但税收作为国家最严肃的筹集收入活动,由立法机关授权,收入部门执行。现代国家的减税都是方向性的重大决策,具有长期特征。而在宏观层面刺激经济是应对经济波动的办法,经济企稳之后往往很快退出,具有短期特征。所以定位好减税降费的作用,应立足长远,不应过度注重短期效果。

最后,如何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减税降费的决策在中央,实施在地方。地方政府要为减税降费部分买单,财力变化不可避免。现阶段基层政府普遍性的财政压力较大,要让各方面支持中央决策,还需要做好体制保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特别是做好财力均衡,保证各级政府财政稳定。

改善营商环境 减轻隐形费用负担

中国经济时报:规范社保征缴一度引发公众和企业的担忧,您认为,应当如何平衡好规范社保征缴和企业减税之间的关系?

何代欣:关于社会保障缴费的具体问题,有一些具体情况不容忽视。一是就业的压力。经济转型期的就业状况关乎稳定,失业率的过快上升可能加剧经济的波动,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出于对稳定就业考虑,当前不从社会保障缴费层面给企业增加负担,是理智的选择。二是社保支出的压力。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正在逐步加大。这在相对脆弱的基层财力情况下,可能长期困扰地方财政。短期不增加社保缴费,可以靠中央救济,但长期如何筹集社保收入还需要多方努力。三是社保体制的压力。社会保障的资金压力可能向财政转化。获得更多财力支持固然重要,但优化社会管理体制、提升社保资金使用效率也非常迫切。如何在统筹使用和个人保障之间做到有效权衡,我国社保转型有非常多具体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经济时报:下一步还应当从哪些方面发力,为企业减轻税费压力,增强企业获得感?

何代欣:关于减负特别是降费,除了削减行政事业性收费,还要关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隐形费用负担。这与改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可以结合起来。

首先,一些税费负担本身是支出压力造成的。一些老旧的管理机构或行政部门,在职能弱化甚至职能消失之后继续存在。他们在原有人员和经费财政供给降低之后,习惯性运用残存权力制造“收入”,成为比较常见的违规做法。这便导致了企业和个人负担实实在在的增加。这也是很多时候减税降费之后,微观主体获得感不强的主因。

其次,如何甄别这类冗余组织考验各方智慧。大多数隐形增负或者拒绝减负的部门都隐藏在基层。他们可能独立存在,也可能寄生在正常的公共服务部门当中。从收支两条线管理经费往来,再从人事管理和群众监督去发现这些梗阻,或许是目前可以着手的解决办法。

最后,立足经济转型的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定位转型和机构重塑。现阶段的减税降费获得感不足,有制度发力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的缘由。回到改革初衷,汲取改革经验,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公共部门和政府领域也亟待尽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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