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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为凡人写史

栏目:都市热点    来源:搜狐    作者:醉言    发布时间:2018-02-21 21:0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罗小虎/文“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福建厦门。许家是士大夫世家,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都有读书人。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毕业于曾国藩在南京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十八岁一毕业便做了炮艇副长。许倬云出生时因小儿麻痹无法行走,因此也无法上学,父亲的书房成了他的课堂,直到抗战结束回到无锡老家,许倬云才直接读了高中。

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报的是外文系,不过他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便拿去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看,傅斯年说:“应该去读历史系。”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一生以历史为志业。台湾大学毕业后,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许倬云拿到一个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顾立雅。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

1962年,32岁的许倬云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和台湾大学任职。1970年,许倬云又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就留在匹兹堡大学,致力于历史研究。

许倬云自道:“我的学术思考的框架是一个四面四角的立体型,四种三角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构说白了,就是一种系统分析,四个小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所有这些小系统都是动态的。我的历史理念关键在动态,历史永远在变。人间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因此,许倬云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比喻成“做时间线上的切面”,“一段切面在这里,下一段切面在这里,上一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和下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对比,你就晓得变化发生在哪里。”

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此后,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中国”是个文化共同体

问=经济观察报

答=许倬云

问:2012年,您的外孙、歌手王力宏登上央视春晚演唱《龙的传人》,其中歌词改成:“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王力宏不是在中国出生,也没有中国成长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海外华人的这种中国认同或是民族认同呢?这种认同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有什么特点?

答:王力宏的这首歌是从《龙的传人》改过来的。《龙的传人》这首歌是当时台湾的校园歌曲。那时候,台湾在在国际上形勢孤立,于是有些本地人想独立,口号越来越大,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独立,愿意做中国人,于是就出現了这首歌。唱紅这首歌的歌手其实是我二姐的儿子,也就是王力宏的表叔李健复。因为是亲戚关系,王力宏就自己改编了。王力宏本身没有在台湾居住,但海外华人的异乡情绪是很难躲开的。你来美国可能不太久,黑匣子的经验很痛苦,也许很难理解。

问:这些年,您出版的书,比如《说中国》、《万古江河》,都在讲“中国”这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在《万古江河》中,您提到钱穆先生的中国观对您的启发,能否说一说?

答:我写这几本书与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是我的专业让我一步步走到这个方向的。我早期做的是专题论文,研究中国上古史,逐渐开展了全盘思考的通史方向,这是一步步走下来。后来,我发现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和我们传统的史学讲的几乎都是国家政府、皇帝的事迹,罕见老百姓的情形。近代最有影响力的通史,就是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主要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等上层思想史,我常常问,究竟什么是中国?于是,我才逐渐走到这个大题目的。

《说中国》《万古江河》和《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这三本书,都是我退休之后写的,退休之前,我也是写专论论文,没有写过通论。

问:在您看来,什么构成了“中国”?是什么让普通老百姓认同“中国”这个共同体?在强调“世界公民”的今天,您为何突出强调“中国”?

答:我说的“中国”是指一个共同体,而不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共同体是一个文化体。这个文化体可以大于中国的边界,是一个理念,这么一群人生活在同一个理念之下,同一个取舍标准下。世界上,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大的共同体:基督教的共同体是分国族的,伊斯兰的共同体也是分国族的,印度的共同体是分阶级的。就只有基督、回教、印度和中国这么四个大共同体。日本是从中国这个共同体脱离后,完全拥抱西方,不过日本人文化分为两截,白天上班是西方式的,六点钟回来变成日本人,他们的精神和心态是分裂的。

我说的“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一百多年来,在传统继承与学习西方做抉择的时候,经历过困难,导致几次革命。我们必须检讨这个共同体的传统:哪些是可以永续留存的?哪些是不能的?这个共同体本身是多元复合的,内部多元互动,对外则曾经多次敞开门接受外来因素,加以整合。中国共同体的吸纳能力,比那些一神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信仰,更为开阔——独神信仰是排他的。如像美国现在,逐渐失去上帝,精神生活就不免空虚。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中国”,这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化共同体内涵和结构,什么样的传统,如何经历其发展过程。《万古江河》,论述的是内部各个区域的汇合,汇成“天下”,这么一个宏大的观念。《说中国》,论述的是汇合的过程。即将由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中国文化的精神》,则陈述这一文化的内涵。中国文化,由中国的中原,汇集众流,走向东亚,走向亚洲,最后就汇成大海,走向世界的大海。天下,全世界人类的大海,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目标。孔子所说的安人、安百姓: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后的目标,不是指国界之内,而是走向全世界。西周的时候形成的“天下”观念,表示文明是全世界共有的,没有国界的。所以,这个文化传统,中国人认同的文化体本身,应是符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一个大同之世的境界,虽然难以实现,却永远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尤其全球化的今天,应当是切合有用的理念。

问:1994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您的《从历史看领导》,后又再版,20多年来畅销不衰。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对“大众史学”作出的阐释是“以浅持薄”——用浅近的语言,把深奥而复杂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这些年,大陆也出版了一系列《许倬云说历史》等大众史学,请问您如何理解“大众史学”,作为历史学家,您为何热衷于为大众写史书?

答:中国大学课程设计是从西方学来,分科系教学。中国过去的“太学”,并不分科目,而是着重整体的人文修养。今天的大学训练是分科专业,所以大学里学到的历史都是分科专业;史学专业是学做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于是,历史论文是给历史学家阅读,不是给一般人看的。我不赞成这一方式的教学观念。我认为,历史是人文学科里,与人最有关联的部分:文学、艺术和音乐,激发促进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人,必须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来。所以,史学应该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这么多年来,尤其是退休以后,我没有专业学科的职业压力,才能努力用心写大众史学。在没有退休之前,我也曾经做过面对大众的工作,为报刊撰写社论。台湾“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投入新闻界的工作,也就是希望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

“天下”与“中国”

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您的《西周史》对他们影响甚大。西周与它取代的殷商,在政治体制上有何不同?禹改禅让为世袭,您在书中强调了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不过,从禅让传统转向王朝世袭,是不是也是走向专制的开始呢?

答:我的古代历史研究,有一个顺序。第一部写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研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许多想法,为当时启蒙,讨论重要的课题。我注意到几个特殊现象:社会阶级崩溃,平民与贵族之间,出现流通与混同。同样重要的,则是列国之间的战争以及经济交流。总的说来,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好像我们炒一个菜,各个材料都往锅里搅动,社会阶级炒掉了,地方界限也炒掉了。这是封建的秩序过渡成为主权国家,又由主权国家转向“天下”观念,那一大共同体概念的时代。这一共同体形成以后,才有秦汉的统一。在中国统一后,出现了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一致,全国的政治体制划一,全面沟通管道从此打通: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统治而已,而是为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建立底子。

接着我又回头找,这个共同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就是我的第三部书《西周史》。西周史中有“天下”的阐述,这可以是共同体的起端。“三代”的禅让制,其实不是禅让,而是部族联盟的盟主的选举,尧和舜都是部落联盟的盟主,不是国君。夏人主盟后,疆域比较大,力量比较强,所以夏就不愿意让出部族联盟盟主的地位。商人由渤海地区,以武力入主中原,建立皇权。周人则是将部族联盟盟主和皇权之间,揉合而成“天命”,这样才形成“天下”观念。

研究西周史在中国国内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国内的考古学是非常发达的,当时发展考古学的缘故是希望考古学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考古学家的任务,基本上都在挖掘;他们取得很多成果,却没有在文献方面,确立彼此配合。我的《西周史》,则尽力融合考古和文献双方的资料。我感谢大学时代的两位恩师:考古学家李济老师,和历史学家李宗侗老师,经过他们二位的教导,我才有机会撰写上述三本专著。

问:殷商与西周在文化上有何异同?周发展出的一套新哲学是什么?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何意义?您在书中结尾写到:“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夷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您的意思是,华夏文化主体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吗?

答:商人是一个以武力征伐的民族,商人的权威是靠武力得到的,商王会率领军队,定期和不定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既是显示武力,也是索取资源。那不是作战,是带着部队巡游。商人在全国有几个军事据点,作为掌握它的大的王国一个架势。商把在全国各个地区笼络来的资源,在商代的首都建了那么多大墓,建了那么多今天已经看不见的建筑物。

周人不一样,周人是以殖民开展他们的势力。周人是姬姓和姜姓合作的扩展,彼此婚姻,互相合作。他们殖民的策略,遵守一个原则:和当地人尽量合作。不仅姬姜通婚,他们也与其他姓族,互通婚姻。如此,姬姜等婚姻网络,扩大为庞大的亲戚网络:所有姓族之间,无不成为甥舅。同姓的宗族与異姓之间的亲戚,将所有族群,编织为一体;大家休戚相关,彼此合作,互相照顾,当然比仰仗武力的主从关系,更为自然,也更为持久。这一形态下,周人领导的封国集团,其内聚的向心力,当然远比商人的武力劫持,和平而稳定。

姬姜集团扩展过程,大致的分工:姬姓在中原北半面,沿着黄河,东向发展;姜姓在南半边,沿着汉水、淮河发展,他们与当地原居民部落,也以通婚,维持合作。周的封国几乎都是混合体制,例如,鲁国国内就有两个地方保护神的祭祀:一个是鲁国的“国社”,一个是原居民的“奄社”。鲁国的统治阶层里面也包含当地古老部落首长的后代。又如晋国,周王赋予第一代晋候的使命,就是要尊重周、商、夏和戎人的传统习惯与制度,协调四族文化,共同存在。周人选择“宅兹中国”:“中国”是国中央的城邑,亦即定都于当时国土中心。这个新的首都,“成周”,当时周的正中央,就在少室山太室山附近。宅兹中国的宅,意思是选择居住在这里,可以顾及当时的天下,而不是从西面的老家“宗周”,统治天下。如此,周人的态度是宏阔的:周不要灭人之国,而是继承所有族群的人的传统,和平相处,建立一个诸族联合的天下,持久八百年。

研究方法一直是二重证据法

问: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强调,考古发现与古文献记录的相互印证。在研究西周历史或是古代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新的考古发现出来,推翻了前面的结论?您的《西周史》是1984年出版的(后又增订),之后中国的考古发现,有没有新证据证明或是修改其中的观点呢?

答:我从头到尾都是做古代的研究,用的都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不过,在两岸分裂的时代,台湾学界 不容见到大陆的考古资料。等到大陆开放以后,我们才能取得发掘报告。90年代后,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每年到大陆去看考古资料,也与大陆考古界同仁建交。我很感谢他们给我帮忙,我也努力帮助同仁,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

举例言之,考古讯息显示,商人大墓出土很多“人殉”的骸骨,也有大量酒具。周人墓葬则几乎没有人殉,酒具也颇少。文献资料,尚书的周书诸篇,屡次告诫子弟,必须爱人,行为自律,否则会丧失“天命”。考古与文献之间,彼此可以互证。

问:1957年,您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西方传统汉学正经历从东方学分支往分科学术的转变,研究方法、问题意识都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从精细的小考证转向大问题,也开始注重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对话。您也将社会学方法引入史学。您能和年轻学者们说说,如何将社会学方法引入史学吗?也说说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

答:我在台湾读的是历史学,但有一半的课程是在考古人类学系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像双生兄弟,同根不分。人类学和社会学,基本上也是彼此相通的。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当时是全美的重点。芝大的社会学,颇为注重“大社会学”,亦即宏观社会学,注意文化层面的社会学。我在芝大读书时,芝大社会学系,正将韦伯理论介绍到美国学界。我在那个环境下得到了许多感受和训练。此外,我在芝加哥居住的是神学院的宿舍,使得我接触了宗教研究。所以,我的学习兴趣很杂: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神学、文化学都混成一团。社会科学中,我最不熟悉的是经济学。

在写《汉代农业》的时候,我必须在经济学方面做一些补充,刚好又得到了费景汉教授的帮忙,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60年代后期,结识了匹茨堡大学的杨庆堃教授,颇得到这位社会学大家的指点。在上一世纪的后期,我曾经有幸多次参加艾森斯塔得(Shmuel·Eisenstadt)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共事的学者来自许多国家,都是宏观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同仁,那不下十次聚会,大家彼此切磋,我得益良多。此生获得许多良朋益友的启发扶掖,我感激终身。这一点,也希望更多同行也能走类似的路线。我的运气好,获得许多提携:这就是机缘了。

谈胡适、傅斯年与王小波

问:您曾说过,对于您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能否谈谈他怎么影响您选择历史学?他对您的治学还有什么其他影响?

答:傅先生是我们史语所的开山祖。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李济认为我的很多兴趣与傅先生很接近。确实如此,我一直对西周方面很注意。当时读书时,读到傅先生的论著:讨论“夷、夏”和“周东封、殷遗民”,都结合文献与考古学资料,讲东部的中国和西部的中国、仰韶和龙山之间的关系。他的方法学,对我有终身的影响。后来考古资料多了,我们发现:中国的古代文化,不仅仅有“东”和“西”的区别,仰韶和龙山都是地方性的文化,中国各处地方文化,满地开花,其后经过不断调和的过程,才逐渐融合。但傅先生的启示,把仰韶和龙山做对比的观念,的确有高屋建瓴的启示。他的殷移民和周东封的观念,对我的《西周史》成形,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激我们的这位老校长。等到后来我写完《西周史》,特别题赠给傅先生。《西周史》出来之后,我特地供奉一本于傅先生墓前,表示敬意。

问:您去美国的奖学金是胡适先生帮忙争取的,您 1962年3月2日返台当日,恰逢胡适先生出殡,赶到南港中研院送先生最后一程。

您和胡适先生还有过什么交集?能否谈谈他对您的影响或是交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看,您认为胡适先生在当今中国仍能发挥哪些影响?

答:胡先生和我第一次认识,是他从美国回台讲演的时候,我当时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会的会长,特去旅社邀请他来校讲演,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来他去美国了,就没有联络。

等到我要出国的时候,由于我在台湾考取了一个颇为难得的奖学金,可是出钱的李国钦先生已经去世,执行遗嘱的人,遵照遗嘱的字面,认定要“身心健全”的学生,才能领取奖学金。既然我是残废,就不符合这一标准了,所以就没有核准考试结果的人选。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先生,向胡先生请求,希望能帮补许倬云一个奖学金,胡先生因此特地请求徐铭信先生,帮助了一个奖学金。

胡适之先生对中国的影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五四启蒙的领袖,提倡白话文。抗战期间,他出使美国,替中国发言,到穷乡僻壤的小学校到各地去讲演,介绍中国的文化,也说明为什么中国国力困穷,抵抗日本,屡败不屈:那是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文化的尊严。他的这一任务,似乎少人知道;他四处讲演,是替中国抗战,寻求外援,效秦庭之哭。有人以为他拿几十个学位是为了虚荣,不是的,他是为了中国的国格,为了中国人的自由,奔走各方,发动美国民间,催促政府援华抗日;这是他为国宣劳,十分辛苦的工作。

问:王小波是大陆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在书中常常提到您。据说他的《黄金时代》也是您帮忙投稿到《联合报》的,最终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您是怎么看王小波这个人的?

答:王小波在我身边是很特殊的学生。他在匹大,可能只选了我的课,那是为他开了独自一个学生的‘独立研究’,没有别人同堂听课,因为他没法随班听英文讨论的功课。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主要是帮助他打通思想的难关,鼓励他继续发挥他的天才。后来,我推荐他,得了一个文学奖。我很欣慰他能够发挥才能,将他多年沉思的苦闷,转化成这几部重要的作品。他的小说是以丑角的面貌、嬉笑怒骂的方式,倾诉同时代人的痛苦。他用他的这个方式,不顾忌讳,抒发一个世代的情绪,确实是非常的贡献。我常常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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